上海顾客李强（化名）下载某杀毒软件之后，发现电脑里竟然有“软件管家”“护眼大师”两款软件。李强以为，自己并没有下载这两款软件，这归于杀毒软件“绑缚装置”的软件。所以，他诉至法院，要求杀毒软件运营公司中止侵权并赔偿损失。这是全国首例由顾客针对软件“绑缚装置”建议的侵权之诉。

　　终究，法院确定杀毒软件运营公司“绑缚装置”其他软件，侵犯了李强的自主挑选权，并要求其赔偿损失700元。

　　3月15日，该事例当选中国顾客协会2019~2020年“全国消费维权十大典型司法事例”。

　　中消协专家委员会专家指出，经营者供给软件绑缚下载及装置服务时，如未尽到以合理方法事前提示和奉告职责，未赋予顾客挑选独自下载的权力和独立卸载的功用的，则构成对顾客自主挑选权的损害，依法应承当侵权职责。

　　2018年末，李强下载某杀毒软件后发现，其电脑桌面发现有“软件管家”快捷方法，另在“软件管家”中发现“护眼大师”软件。所以，李强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　　在一审庭审中，法庭掌管当庭勘验，发现该杀毒软件下载完成后，桌面的确会主动生成“软件管家”快捷方法。杀毒软件主界面显现模块包括“软件管家”，点击后则弹出独立于原界面的独立界面，包括软件查找、下载、晋级、整理、卸载等功用。该杀毒软件中的“护眼形式”默许翻开，点击该按键后弹出独立界面，包括“过滤蓝光”及“守时歇息”两个功用。另点击该杀毒软件官网，有 “护眼大师”等独立下载链接，未见“软件管家”下载链接。

　　不过，杀毒软件运营公司辩称，“护眼形式”和“软件管家”均是杀毒软件的内置功用模块，并非绑缚软件，功用设置系为了便利用户更好地体会杀毒软件产品，且杀毒软件卸载后，“护眼形式”和“软件管家”也同时会卸载，不会留在用户电脑里。

　　对此，法院审理以为，无论是从外观体现，仍是产品本质功用来看，结合相应技术规范，“护眼形式”及“软件管家”均具有作为终端软件的独立性，而非杀毒软件的必要组成部分。因而，在该产品中内置“护眼形式”及“软件管家”功用构成“绑缚装置”软件行为。

　　此外，顾客在挑选下载杀毒软件时，有必要同步下载及装置“护眼形式”及“软件管家”，杀毒软件运营公司并未向顾客供给“仅运用反病毒软件”的选项，亦未事前以合理方法进奉告及提示，因而侵犯了顾客的自主挑选权。

　　上一年5月，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定，要求杀毒软件运营公司赔付李强500元。一审判定后，杀毒软件运营公司提起上诉。不过，上诉期间，原被告两边在二审中达到调停协议。尔后，上海市榜首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二审判定，要求杀毒软件运营公司赔付李强700元。

　　中消协专家委员会专家指出，当时，互联网信息服务终端软件绑缚其他软件的现象多发，但对此类行为的合法性，现在的法令规矩层面缺少判别规范。司法实务中，对绑缚软件行为性质、法令结果作出确定的事例，特别是以损害顾客权益为裁判根据的事例，处于空白状况。

　　“应当看到，不同软件产品的组合下载和装置，不只有利于优化顾客的运用体会，还能促进软件运营商、乃至是互联网职业的全体开展。但也应看到，软件供给者假如未就绑缚软件尽到明显的提示和奉告职责，未赋予顾客挑选下载的权力和独立卸载的功用，则违反了顾客的实在志愿。”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法官周泉泉说。

　　在周泉泉看来，强制绑缚软件，不只损害了顾客知情权和自主挑选权，还会产生私行获取、走漏顾客个人信息、篡改顾客电脑系统程序或文件等严峻损害顾客合法权益的景象。

　　“假如经营者在供给软件下载服务过程中采用了强制绑缚的方法，则构成对顾客法定权力即知情权及自主挑选权的损害，顾客可据此寻求法令救助，要求经营者依法应承当相应的侵权职责。”周泉泉说。（记者 杨召奎）